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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与1992：扩张机理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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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闻捷 来源：经济观察报 时间：2003/9/8 12:25:26 【字体：小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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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今年上半年的各项经济指标陆续出来后，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和制定宏观政策的官员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很多。其中有一种争论引人注意，就是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苗头，同意这个看法的人都提到了1992年，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重蹈1992年的覆辙，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张立群：过去的几次过热都有这样一些迹象：一开始是投资的高增长、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然后就会出现高的经济增长，接着是高的通货膨胀。
今年上半年的投资增长高达30％以上，是近10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高增长。同时，Ｍ2增速为20．8％，贷款增速22．9％。单看上面这些数据，有些学者担心，这种情况与过去很类似，经济的先行指标已经显现出来好像有了过热的迹象了。从经验的角度讲，出现了苗头就应该早做调整，过去的经验就是没有及时调整，结果真的热起来之后，就比较难调整。比如1992年。
而且，货币政策有半年的迟滞期，即使是现在调整，半年后才能显现出效果。物价水平与供求关系也是如此。所以，一些学者建议要预调整，早动手。宏观调节要有一个提前量，从经验的角度讲这是没有错的。
另外，央行是有些担心，认为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责任。货币供给这么快，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是货币政策直接能够左右的。比如结汇渠道的人民币投放，对货币政策是有挤压的。因为这个结果不是货币政策主动执行的结果，所以央行对通货膨胀很警觉。结合历史的经验看，货币增长这么快是有风险的。从历史经验看，确实有些问题需要早做准备。
经济观察报：从一些宏观数据的指标来看，1992年的情况跟现在的确是很相似的，而且在当年对于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也跟现在有很多的相同之处。在您看来，今年的经济增长跟当年的经济增长是否有区别？我们如何来判断？
张立群：1992年和2003年，从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指标上看，的确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经济运行的背景差异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的不同。概括地说，现在的整个扩张的机理跟当时是不一样的。原因是：
第一， 供给跟随市场的能力现在比过去要强大得多。过去的过热伴随着瓶颈和短缺：1980年代是消费品，比如1988年的电视机等家用电器；1990年代的过热伴随着基础产品的短缺。因为加工业产能扩大后，基础工业跟不上，这是一个产业链条上的短板。原材料紧张、电力紧张、价格上涨都是由供给的短缺造成的。
但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短缺时代结束，供给的基础改变了。过去一切是计划为主，现在是由市场决定为主，消费投资由企业和居民决定，与价格和企业居民的预期有关。供给由计划安排到市场决定，因此不可能出现长期的短缺，市场可以调节供求关系，意味着经济体制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供求总量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对供求的调节能力强大，这是这一轮增长的前提，汽车、住房都没有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现象，关联产业，比如钢材、有色金属、水泥、玻璃，这几年上得非常多，证明了市场对供求的调节。
2001年以前，我们认为钢材的供求平衡点是1亿吨，但是去年的平衡点就达到了2亿吨，今年的产量将会超过2亿吨。此外，进口的调节能力也很大，因为外汇储备充足。我们再看电力，一看到短缺，马上就有发电能力的增长，今年电力设备的定单都满了，所以电力短缺不会是长期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供给能跟上需求，因此很难想象会出现严重的价格上涨。今年上半年消费价格指数也不过上涨了0．6％，生产资料价格也不过是百分之四点几。
第二， 投资的高增长不会带来新的通货膨胀。
在1992年到1997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平均是11．5％，这几年一直在8％左右。为什么现在从8％往上走就不对了？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多少为益？我们需要保持什么样的增长率呢？现在我们的资金供给很大，外资流入很高，劳动力充裕，解决就业是个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潜在的增长不会是一个很低的水平。
另一方面，从市场的角度看，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未来市场的空间还很大。这和90年代是不同的。城市居民住房水平低，住房的需求空间很大，上半年房地产的销售速度比开发速度快，证明房地产没有受到需求的约束。汽车，去年中国城市的普及率不到1％，北京高一点也不过19％，而日本是87％，中国与世界差距很大。从未来看，只要经济增长能够持续，收入就能够保持，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就有保障。因此，从增长过程看，目前还不存在风险。
目前的增长在升温，还未能达到繁荣，什么时候达到繁荣还有待观察，要看两个指标：一是物价较快上升，发现了瓶颈制约；二是国际收支对进口和资金的进入形成约束。如果这两个指标正常，就没有达到充分的繁荣，从这两个指标看，不能轻言中国经济过热。
再来看投资主体。现在的投资中，行政主导的投资还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市场主导的投资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比如民营企业的投资。这跟1992年时的投资有很大的区别，当时更多的是政府的投资。如果说当时的情况主要是政府的攀比性投资，那么今天就主要是企业的自主性投资。换句话说，今天的生产和消费已经形成了一种联动的关系——生产推动消费，消费拉动生产。生产和供给的决定机制跟当年是大不一样的。现在的需求是受到收入约束的，是有边界的，也正因为如此，现在投资扩张要负的风险责任比过去大得多。
现在有些观点说中国经济目前是投资主导的过热，我觉得这也是占不住脚的。过热的指标首先是供不应求，但是现在的投资并没有导致供不应求。中国的劳动力过剩，资金过剩，外汇储备高，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制度和机制的问题。我们有这么一个高增长是好事，对经济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记者：1992年，我们刚刚结束了三年的治理整顿，应该说开始大家对当年经济增长的预期并没有那么高，但是结果出乎很多人的预料。这是为什么？
张立群：1992年的时候我在国家计委的经济研究所从事宏观经济的研究。当时我们就注意到了经济过热的情况。从1990年市场疲软到1992年扩大需求，当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供给的基础层面存在瓶颈。当时供给和需求的机制还没有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比如说当时的投资大检查，就不是市场化的手段，只要你一松弛，投资很快就会膨胀。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1992年ＧＤＰ增长是和当时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当年有小平南巡讲话。需求的增长潜力调动非常大，投资的潜力调动也非常大。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那时候投资潜力大是由行政力量主导的，不用费很大的力气。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赚自己的钱。地方政府都是有热情，却没有担心。现在则不同。现在，投资的风险约束非常大，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由于当时提出“步子再快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对投资也有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中国经济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供给尤其脆弱，而现在的市场调节能力则非常强。1992年时有很多产品是短缺的，因为缺少就到处去买，价格越涨，大家就越买，结果刺激了倒买倒卖，造成了一种虚拟的需求。但是现在的需求是实打实的，没有厂家会去囤积，因为供给跟随需求的能力增强了。
经济观察报：1992年，中央政府就已经做出了一些对经济的调整政策，尽管当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有分歧的。到1993年的下半年，中央政府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即我们现在所说的“16条”就是其核心内容。根据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态势，您认为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张立群：依靠政府的增长和依靠市场的增长是有区别的。依靠市场的增长，资金融通渠道要靠银行，银行是支持增长的重要因素。货币政策是支持中国这一轮增长的重要基础，货币政策要保持积极的姿态，不能轻易撤火，不能轻易做反常调整。今年上半年贷款增长20．8％，货币增长跟经济增长大体是相适应的。央行货币政策报告也指出，没有必要进行货币政策调整，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是大体同步的态势。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要改进货币传导机制。中小企业融资还有困难，要考虑怎样打通贷款渠道，改进机制，让中小企业有更方便的融资渠道。
与此同时，财政政策要做适当的调整，扩张的财政政策要调整下来，国债投资应该收缩，收缩到需要的地方去。比如现在的电力投资，可以吸引民间投资。能够由市场去投资的，就交给市场去做。但是，公共卫生建设、对农村的支持、启动消费，财政应该发挥作用，财政支出要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换句话说，积极财政要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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